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如何安全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企业开复工存在哪些难题？外地员工返岗需隔离导致无法正常复工、产业链如何协同复工？近日，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联合零点有数等机构对信息通信行业各企业进行了有效调查，给出了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的相关建议。
开复工整体难度大，不同省份复工难度有差异。截至调查问卷截稿（2020年2月19日），在调查有效的707家通信类相关企业中仍有32.5%的尚未复工。统计显示，通信类相关企业开复工总体难度值达6.6分（满分10分，得分越高难度越大），略低于所有行业总体平均难度（6.8分），表明通信类相关企业开复工总体难度小于所有行业平均值。
表1 全国通信类相关企业开复工难度（分）
说明：1.调查问卷开复工难度以0-10分作为评价，分值越高难度系数越大；
2.因新疆、宁夏、西藏没有样本，因此没有统计在上述表中。
从上表分省情况来看，重庆市和湖北省开复工难度相对较大；其次是江西省和陕西省；山东、云南、安徽、黑龙江和福建、湖南、海南等省开复工难度相对较小。通过汇总可以看出三大区域开复工难度基本持平。
外地员工返岗隔离、产业链难以协同复工。调查显示，外地员工返岗隔离、产业链难以协同复工和防护资源难以充足准备的问题是现阶段通信类相关企业开复工的三大拦路虎，企业提及率依次为53.3%、44.0%、42.4%；当地政府限制和客户资源受损也是重要难点问题，分别占32.5%和32.0%；远程办公无法实现虽然提及比例较低（12.9%），但可以看出这部分企业在运用新技术支撑开复工上存在困难。企业开复工难点问题见下图：
图1 企业开复工难点问题（%）
开工政策与物资保障成为开复工的制约。通过调查分析可以看出，安徽、陕西、重庆开复工困难受当地政策限制最为明显，员工返岗隔离问题成为北上广开复工拦路虎。其中，开复工难度较高的安徽、陕西和重庆等地难点问题相对集中，认为“当地政府严格限制开复工条件”的比例均超过70%；北上广三地开复工难点在于“外地员工返岗需隔离14天”的要求，深圳市企业开复工难点问题相对复杂多样。
“当地政府开复工的政策要求”在长三角区域更为突显，明显高于京津冀和珠三角。“多口径上报员工动向”、“限制疫情严重地区员工流入”和“物流不畅通”等问题集中于长三角；“客户资源减少”和“防护物资不足”等现象在京津冀区域更为突出。珠三角区域仅在“当地政府严格限制开复工时间”和“限制疫情严重地区员工流入”方面高于京津冀，但低于长三角。
开复工与企业规模密切相关，微型企业难度最大。在调查有效的707家通信类相关企业中，微型企业有82家，占比11.60%；小型企业286家，占比40.45%；中型企业238家，占比33.65%；大型企业101家，占比14.30%。其中：微型企业（59.8%）超过半数未复工；大中小型企业未复工的比例分别为11.0%、23.2%、40.2%。微型企业复工难度在7.2分，明显高于其他规模的企业，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复工难度相当。不同规模企业开复工难度见下图：
图2 不同规模企业的开复工难度（分）
调查显示，企业规模越小开复工比例越低。微型企业开复工的困难因素主要是“当地政府严格限制开复工时间”和“上下游产业链受损”等情况，其他企业则受到“返岗需隔离7-14天”的影响更大。企业规模越小开复工受限越多，难度越大，存在某些地方给予大型企业政策倾斜而对小微企业挤兑效应的现象。
基于对全国通信类相关企业开复工难点与困难，存在供应链、人员链、产业链和政策链等多方面的原因。
供应链方面，生产型、跨区域物流供应链保障不足。在本次调查有效的707家通信类相关企业中，有141家提及因供应链、物流问题导致无法复工。总体来看，设备制造、运行维护、技术研发等对基础材料要求较高的通信企业对物流供应造成的复工问题更加凸显，这些问题由于物流等影响，还将进一步导致相关产业原材料供应不足、制成品交付延迟、物流成本增加等问题。在细分领域中，所涉及的运行维护、电子商务、设备制造等9个业务领域均提到了物流受阻问题。其中，物流和电子商务受限最广，其次是运行维护和电子制造，提及率均超过20%。
人员链方面，各地限流和隔离要求导致无法全面复工。人员是开复工的基础因素，也是主要因素，各地因物流、隔离等措施造成人员无法近期返岗。一是基于防疫的限制流动要求导致企业员工无法如期返岗。二是基于防疫的隔离要求导致员工返程后无法正常到岗工作。三是返岗人数不足导致无法正常生产经营。
产业链方面，供需和合作关联的传递效应值得关注。短链来看，上下游某个或某些环节复工不充分带来整体链式复工难。44.0%的企业因上下游产业链难以协同复工导致复工困难。长链来看，前端企业无法开工又传递出后续链式反应，导致金融（资金）、就业和社会等一系列问题。金融（资金）方面，基本按照“前端企业难以复工-生产停滞-经营受阻-现金流停滞-借贷发工资-无力还贷-金融行业受损”链式传递。另外，由于疫情影响可能会导致企业经营困难或者用工困难（员工离职或不想返回），带来难以承受的用工成本，从而产生裁员等现象，最终引致更大范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再次，支撑运营商的维护、建设类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复工更加困难。相比，电子商务类企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类企业开复工难度最低。
政策链方面，未精准匹配企业需求，执行末端不力，影响开复工效果。当前各地陆续推出疫情期间企业扶持政策，确实起到了提升信心、鼓舞士气的效果。但是从政策制定环节来看，仍存在“两个不足”。一是政策力度不足。参与监测企业普遍认为已出台的减税降费、房租减免及补助、用工保障、社保公积金减免和延缓等政策有一定价值，但是与企业面临的困难相比，力度仍显不足。二是对派生问题支持不足。从政策执行来看，“最后一公里”仍然是拉低企业获得感的顽疾。本次调查企业反应较为集中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手续繁琐。二是政策要求不清晰、反馈时间长。
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实现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保障经济有效运行，需要政府和行业组织、企业等多方协作，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建立快速协调机制。在抗疫情和保运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总体要求下，建议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继续加大保运行、促复工的工作力度。将经济主管部门全面纳入，同时建立“发现问题-应对问题-解决问题”闭环式快速反应机制，将“部门协调力”与“机制协调力”双力并举，加快近期出台政策的落实督查。
二是制定统一复工标准。当前已逐步进入“附条件全面开复工”阶段，但仍有相当多的地区尚未部署或部署迟缓。为此，建议尽快制定清晰、统一的开复工标准。实行“备案制+承诺制+负面清单”。鼓励除负面清单以外的企业在充分准备条件下复工复产，原则上不以企业规模、利税贡献等标准来限制企业复工，不附加与疫情无关的条件。
三是地方支持性配套措施。各地应重视开复工造成人员紧缺的现象，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地区，建议地方政府与企业合作，为复工人员提供必要的专车专列专机等，保障复工途中的安全性；为复工企业提供更畅通的凭证获取通道，优化对外地返工人员的排测模式；对于有复工证明、有住房证明或临时居住证的人员不得阻碍进入社区等。形成中央政策与地方措施一体化管理，全面支撑企业开复工。
四是赋能产业帮扶力度。建议各地将“企业帮扶”延伸为“产业帮扶”，将“输血型帮扶”转变为“造血型帮扶”。从产业角度，建议对消费服务端、通信设备制造和通信服务类企业给予更优惠和更大力度的支持。从激励角度，建议设立创新奖励资金，引导企业布局抗风险能力更强、更具先进性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寻求服务和交易模式的革新。
五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畅通人流、物流、商流是恢复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和保障。建议除湖北以外地区的区域管控措施应借助时空大数据、行为大数据等数字化治理手段，尽快从“封闭式管控”转向“科学管控”、“精密智控”，统筹做好交通运输领域的防输入、保畅通、惠民生，打通产业链条制约。
六是加快新技术服务应急管理建设。鼓励各企业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疫情防控、开复工以及未来智慧城市建设。在各地陆续恢复经济发展、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全面总结智慧城市、公共信息系统、智慧社区和网格式精细化城市管理系统在本次防疫战中的经验与教训，结合5G应用建设进程，加快小区广播等应急服务技术开发，鼓励国企与民企、中小微企业在5G创新应用与新技术支撑服务上的对接，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七是提振中小微企业经济发展信心。建议对中小微企业政策扶持上遵循“减免重于缓交、普惠重于选择”的原则，对企业普遍关心的场地租金成本、低价中标、市场准入等问题，建议加速研究出台针对商用和民用物业的租金减免鼓励政策；建议加大政府与央企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比例（原有规定为30%），切实解决低价中标给中小微企业带来的困难等，从问题源头解决“税费减免延缴、金融贷款支持、租金减免、社保支持、账款清欠、低价中标”等实质性政策落地问题，通过政策扶持的“及时雨”增强中小微企业经济发展的信心。
八是树立央企“产业龙头”带头机制。央企（主要指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开复工环节可起到带头作用，一方面做好自身防疫与恢复生产工作，另一方面在中小微企业开复工资金、技术手段、困难解决等方面提供帮助。
九是重视社会组织的行业协调作用。社会组织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行业资源协调、正能量事迹宣传、帮助会员企业开复工以及行业协同抗击疫情等重要作用。建议通过民政及行业主管部门，发动更多行业组织参与到开复工动员、防疫资源的协调、优秀经验总结、具体困难解决和协调、政策需求反馈、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协助政策落地、评估各项政策落实情况和产生的效果等工作中，及时掌握行业企业的困难和需求，及时总结受疫情影响出现的新业态、新模式、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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